1929 年，南京国民政府一场看似普通的卫生会议，抛出了一份足以颠覆中国传统医学命运的提案 ——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，史称 “废除中医案”。这场由西医界主导、裹挟着时代思潮与政治博弈的风波，不仅引发了中医界的全国性抗争股票配资最新行情，更成为近代中国中西医之争的标志性事件，其背后的恩怨纠葛与历史启示，至今仍值得深思。
前奏：西风东渐下的中西医对立
废除中医案的爆发，绝非偶然，而是近代以来 “西学东渐” 思潮与中西医长期对立的必然结果。晚清时期，西方医学伴随着列强入侵大规模传入中国，以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细菌学为核心的西医体系，凭借其直观的理论与诊疗方式，迅速在国内扎根，从业者自称为 “新医”，并将传统中医称为 “旧医”，将两者的差异上升为 “先进与落后”“科学与非科学” 的对立。
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，“打倒旧文化、提倡新文化” 的浪潮席卷全国，中医作为传统学术的代表，遭到了知识界与西医界的双重批判。西医界激进人士认为，中医的阴阳五行、五运六气等理论毫无科学依据，与巫术无异，是阻碍社会进步、拖慢卫生改革的 “绊脚石”；而中医界则以临床实效为底气，反驳西医的片面指责，双方的争论逐渐从学理探讨升级为意识形态的对抗。
1925 年，中医界试图将中医纳入学校教育体系，却遭到以余岩（余云岫）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，教育部最终驳回了这一请求。此事成为中西医矛盾激化的导火索，原本尚可共存的两大阵营彻底走向对立，为后来的废除中医案埋下了隐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对立背后还暗藏着政治势力的推动，汪精卫、褚民谊等人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的影响，意图通过医药改革推进政治改革，暗中支持西医界的激进主张。
爆发：一场没有中医参与的 “废止决议”
1929 年 2 月 23 日至 26 日，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会议，这场决定中医命运的会议，全程没有一名中医界代表参与，参会的 14 人全部是西医从业者及相关官员，其中就包括力主废除中医的余岩、褚民谊等人。
会议期间，余岩提出了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》等四项提案，核心主张是 “扶植西医、废止中医”，并制定了六条 “渐进方法”，看似温和，实则釜底抽薪：中医需在 1930 年底前完成登记，登记后需接受五年补充教育，否则不得行医；禁止设立中医学校，杜绝中医后继之人；年满 50 岁、行医 20 年以上的老中医可免补充教育，但营业执照仅有效期 15 年，且不得诊治法定传染病、开具死亡诊断书。
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并非医学出身，缺乏主见，在西医界代表的推动下，最终同意将四项提案合并为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，并在会议上通过。该原则虽未直接宣布 “废止中医”，但通过限制登记、禁止办学、取缔宣传等方式，实质上切断了中医的生存与传承之路，被外界普遍称为 “废除中医案”。余岩甚至提前预判到中医界的反抗，建议政府给反对者扣上 “反动” 帽子，取缔相关宣传。
抗争：全国中医界的 “生死保卫战”
1929 年 3 月初，废除中医案的消息经上海《新闻报》《申报》披露后，立即引发全国中医界的震动。以上海为中心，中医界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争运动，《医界春秋》主办者张赞臣、《健康报》主编陈存仁等人，联合丁仲英、谢利恒等中医前辈，召集上海 40 多个中医药团体，成立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，决定发起全国性的抗争。
中医界的抗争，不仅是为自身生存而战，更将其上升到 “保卫国粹”“抵御文化与经济侵略” 的高度。他们喊出 “提倡中医就是救国主义”“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” 的口号，指出中医不仅有临床实效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废止中医不仅会让数百万中医药从业者失业，还会导致国家依赖进口西药，加剧贸易逆差。同时，中医界还巧妙地将抗争与三民主义结合，声称中医符合 “民族主义”“民生主义”，指责废止中医是 “间接违反三民主义”，争取政治层面的支持。
3 月 17 日，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来自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 15 个省的 132 个团体、200 余名代表参会，会场上悬挂着 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” 的巨幅对联，彰显抗争的决心。大会决定将 3 月 17 日定为 “国医节”，并推选谢利恒、陈存仁等人组成赴京请愿团，向国民政府请愿，要求撤销废除中医案。
转折：政治博弈下的议案搁置
3 月 20 日，中医请愿团抵达南京，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、中央党部、行政院等部门递交请愿书，阐述不能废止中医的三大理由：中医有临床实效、废止中医就是摧残国粹、会影响社会稳定。此时，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分歧逐渐显现，以汪精卫、褚民谊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废止中医，而谭延闿、于右任、陈果夫等政要则支持保存中医，对褚民谊等人的做法极为反感，卫生部长薛笃弼也遭到冯玉祥的严厉批评。
面对全国中医界的抗争、社会舆论的声援以及政府内部的分歧，薛笃弼不得不做出妥协，公开表示 “废止中医之说只是传言”，称自己 “极力提倡中医”，并承诺将中医改称 “国医”，同意成立 “中医学社”，吸收中医参与卫生行政。3 月 24 日，薛笃弼宴请请愿代表，明确表态 “对中西医并无歧视”，承诺搁置废除中医案。
请愿团在得到明确答复后返回上海，不久后，国民政府卫生部正式函复各地中医团体，否认有 “废除中医中药” 的意图，将此前的争议归咎于《社会医报》的不实报道，与余岩等人撇清关系。至此，这场轰动全国的废除中医案，在中医界的顽强抗争与政治博弈下，最终以议案搁置告终，中医暂时摆脱了被废止的命运。
余波：争议未止，启示深远
废除中医案虽被搁置，但中西医之间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。余岩等西医界激进人士仍不断发表文章，抨击中医 “不科学”，而中医界则在抗争中逐渐觉醒，开始探索 “中医科学化” 的道路，试图用现代科学理论解读中医，打破中西医之间的壁垒。
这场风波的背后，本质上是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浪潮中，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。西医界的激进主张，忽视了中医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文化价值，陷入了 “科学至上” 的片面认知；而中医界的抗争，不仅保住了这一国粹，更让人们意识到，传统文化并非 “落后” 的代名词，值得被尊重与传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，陕甘宁边区诞生了以马锡五为代表的司法实践模式。马锡五（1899—1962），陕西志丹人，1930 年参加革命，1943 年起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，创造了 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。其核心是携卷下乡、深入群众、调判结合、就地办案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，兼顾法理与民情，被百姓誉为 “马青天”。毛泽东曾为其题词 “一刻也不离开群众”。
这种 “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” 的务实精神，与民国中医界为守护民生、坚守国粹而掀起的全民抗争，在精神内核上形成了跨越领域的呼应 —— 二者都是在时代变革中，立足本土实际、尊重民众需求、对抗教条与极端化主张的实践，共同印证了 “符合人民利益、经得起实践检验” 才是文化与制度存续的根本。
如今，中医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。回望民国废除中医案的始末，我们不难发现：任何一种文化与技艺的传承，都离不开坚守与革新 —— 既要守住自身的核心价值，又要与时俱进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。这场百年前的抗争，不仅保住了中医的火种，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：唯有兼容并蓄、取长补短股票配资最新行情，才能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永华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